第六百六十八章 (第1/2页)

（混混章节）
　　
　　曾泽生的思想改造，没有经历中、下级军官体验过的那种短时巨痛，但处于社会变革大潮的新型人民军队里，他还是因为价值观念上的差距，于从“主子”到人民勤务员的社会角色转换中，不断地感受到了一些并非恶意的难堪。
　　
　　第五十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驾驶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九五一年，曾泽生因车祸负伤回国治疗，夫人李律声前来探望。一天，李律声因私事外出，向管理部门要了一辆小车送行，回到住地，李律声一下车，随手从坤包里掏出钱来，一边客客气气地道谢，一边面带笑容地把小费塞给驾驶员。在旧军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长官坐车，于公于私都有天经地义的资格，不需要给任何小费。家眷就不同了，家眷因私乘车一般要给小费，尤其坐“外人”的车，必须给小费。付小费，在一定程度上，是太太们在“外人”面前为当官的老公绷面子。李律声以贤内助着称，平时处处注意维护丈夫的面子，对待丈夫手下的人也比较和蔼，她初次付小费，本以为驾驶员能为自己出手大方而笑纳，不料，面有难色的驾驶员说什么也不要。按以往的经验，拒绝接受小费通常是嫌钱少，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即便不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相当扫面子丢脸。李律声立刻收敛了笑容，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她一声不吭，打开随身的小坤包，又掏出一把钱，数都没数，“哗”地一下，撒到车上，扭头就走了。驾驶员望着车上东一张西一张花花绿绿的钞票，不知所云，手足无措，像木头一样戳在小车旁，呆了！
　　
　　管车的干部发现军长夫人动了气，三步并作两步上前就要训斥驾驶员，没等开口，驾驶员两串眼泪“噗嗒噗嗒”地掉了下来，只好先和言细语地问问：“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军长夫人是为驾驶员拒收小费怄气，而满腹委屈的驾驶员又另有一番道理：“你们领导上课不是讲过了嘛，职务大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的津贴是国家发，再收他们的小费，不就又成他家的佣人了吗？”管车的干部哑口无言，只好把钱一张一张地捡起来，数一数，上交领导。
　　
　　据说，有关领导为还钱的事煞费苦心：既要还钱，又不能伤军长的面子，还要讲清道理。李律声和驾驶员各自的委屈，均有各自的“道理”，区别在于新旧道德之间的巨大差距。在曾泽生身边当了八年侍从副官的乔景轩，曾写了一篇《回忆曾泽生军长》的文章，其中，评价曾泽生在旧军队时“很讲旧道德”。当这篇被普遍认为相当客观的文章编入某书时，编辑将“很讲旧道德”一句中的“旧”字漏掉了。一字之漏，将往日效劳于阶级压迫制度的曾泽生抬上仙境，也将晚辈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导入迷途。
　　
　　一九五一年，曾泽生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北京，受到毛主席主席的召见。曾泽生又遇到一次尴尬。这次尴尬，比士兵拒绝接受他夫人的小费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来，在旧军队，别说晋见最高统帅，就是见了云南王龙云、卢汉，曾泽生都要毕恭毕敬，唯唯诺诺。这不仅仅是习惯。旧社会、旧军队通行的是一种等级森严的阶级压迫制度，要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中生存，就不能不在“主子”和“奴才”面前经常变换自己的社会角色。
　　
　　人民军队则不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人格是平等的，建国初期的人民军队又没有那么多的繁缛礼节，所以，曾泽生虽然早已转换了社会角色，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但在毛主席那里，他长期养成的旧军人习惯却很自然地成了尴尬。见曾泽生局促不安，毛主席有意识地向他询问起汉江五十昼夜阻击战的情况。这是第五十军建军以来最辉煌的战史，也是曾泽生生平最得意的经历。
　　
　　毛主席从战役最初阶段该军坚守的前沿阵地修理山、帽落山、白云山、文衡山，问到内飞山、鹰峰、国主峰等要点构成的第二道防御地带；从美军一月十五日发起的“磁性攻势”作战，问到一月二十五日发起的“闪击作战”攻势、三月七日发起的“撕裂者行动”攻势；从军、师的作战部署，一直问到团的布防、营的作战经过。
　　
　　越问，曾泽生越惊叹：身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数百万大军的统帅，日理万机，竟然连我们五十军作战分队的情况也要细细过问，了如指掌！越问，曾泽生越紧张：他老人家再这样问下去，我这个一军之长要是被问住了，答不上来，那多丢脸！果然，当毛主席问到第二线部队某营驻地时，曾泽生被问住了。若仅仅是一问，还好受些，偏偏他老人家记忆超群，突然想起了一个地点，问曾泽生是不是？曾泽生顿时窘得面红耳赤，汗颜无地，羞愧难当。毛主席见状，不再发问，急忙宽慰曾泽生：“我只是随便问问，你们五十军在朝鲜战场打得还是蛮不错嘛！”
　　
　　回到家里，无地自容的曾泽生告诉对自己体贴入微的夫人：“北京，我一天也不呆了，马上回朝鲜，下基层，上阵地！”曾泽生读过毛主席的著作，对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已有了解，对人民军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官兵同甘共苦的战斗作风也多有感受。返回朝鲜前线，曾泽生立刻深入基层分队，他再也不愿像在旧军队时那样高高在上了。
　　
　　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五十军由朝鲜凯旋回国，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曾泽生。
　　
　　这一次，他十分谨慎却又十二分郑重地向领袖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已久的真诚请求：“主席，我想申请入党，不知行不行？”毛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曾军长能要求入党，说明你已经有了共产主义的觉悟。”但接下来却道出了一个表转折意味的连词：“不过……”本来就忐忑不安曾泽生，心一下子收紧了：难道难容我的过去？难道还要交代历史？难道读书太少？难道深入群众不够？难道……
　　
　　没等曾泽生高速运转的思维将更多的“难道”从脑海深处搜索出来，毛主席在“不过”之后，接出了一句令曾泽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幽默：“你那个党，可是个大党呦！”如堕五里雾中的曾泽生，瞪着大眼又开动了高速运转的思维机器：我那个党？国民党？长春起义后我已经声明退出来啦！不但退出来了，退出后，国民党又把我“开除”了一次。再说，人心丧尽众叛亲离的国民党，蜗居台湾后，哪还算得上什么大党呀？
　　
　　谈笑风生的毛主席笑得更厉害了，边笑边在半空中打着手势，“你看，无党派的各界人士全国有多少？同共产党比，不是个很大的党吗？”曾泽生也乐了：原来领袖和我开了个玩笑！毛主席收住了笑容，像游龙戏水，将刚才的玩笑自如地导入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你的志愿是好的，但就目前情况看，你不入党比入党作用还要大。为了统一祖国这个大局，曾军长，你看是否可以再等一段时间？”指破迷团，恍然大悟。曾泽生欣然同意。
　　
　　从那以后，曾泽生经常向亲友念叨：“主席向我说了……”从那以后，曾泽生坚定地信守一个责任：“不入党比入党作用还要大！”从那以后，曾泽生望眼欲穿地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期待那一天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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