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章 (第1/2页)

（混混章节）
　　
　　“而我呢，现在把这个话也送给你，那就是，此次你去上海，一定不能把所有的人给得罪了，要不然，你在上海会寸步难行的。蒋介石苦口婆心的劝说这么蒋经国，但是此时的蒋经国已经完全的听不进去劝了，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到上海去大展拳脚，准备一举的树立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威信，同时，也用通过这件事情，开始让自己在国民为内部有更多的话语权。但是，这个时候出乎于蒋介石意料的事情是，蒋经国这个时候对着蒋介石却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蒋介石能让一个人去上海帮他的忙，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尹仲容。
　　
　　尹仲容曾任台湾当局“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湖南邵阳人，一九零三年四月十六日生于邵阳县太乙乡一个士绅家庭。一九二五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先后两次供职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一九三六年，出任中国建设银公司协理，主持民营给水与电力投资开发，筹建和改进了西安、南昌、汉口等城市的水电设施。一九三九年冬奉命赴美，担任国家资源委员会国际贸易事务所纽约分所主任，兼任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器材组组长。抗战胜利后，应宋子文之邀，赴南京协助策划战后生产与交通的恢复。
　　
　　一九四九年四月随国民党政府迁居台湾，任台湾国民党政府“中央信托局”局长兼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担负重整台湾经济的重任。一九五三年七月兼任台湾“经济安定委员会”下属工业委员会召集人,主持研究、修正并订立台湾工业发展的设计、筹划、筹措资金、推动设厂等。一九五四年六月,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部长”,对改善工业生产环境、扶植公营民营企业；改善技资环境,吸引外资、侨资,增加工业资金投入；拓展对外贸易,减少管制,扩大自由竞争；加强部门协调发展,提高工业水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台湾经济在短时期内走出困境,步入发展轨道。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因涉嫌扬子木材公司贷款案,辞去所有职务,出庭应诉。一九五七年八月,案情大白,又被重新启用,先后委以“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台湾银行董事长等要职,主持制订了台湾《加速经济发展计划大纲》；对外贸易中改革复式汇率为单一汇率,取消“进口申请限制办法”,发展为自由贸易；在工业生产中扩大民营企业范围,维护自由竞争；集中信贷技资于制造业,使之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带领力量；控制消费品生产的投入,使每一分钱都成为增加经济发展的动力,促进繁荣。他为台湾经济活动步入正轨和台湾经济实力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作出了贡献，被台湾工商界称为“中国的欧哈特”、“台湾经济之父”、“台湾工业化之父”。
　　
　　勤奋好学他兼职不兼薪,生活非常节俭,在对日交涉贸易事务方面获得佣金四十余万美元,全部留归公用。其事迹被收入《中华民国名人传》。著作有《电磁学》、《工程数学》、《吕氏春秋校释》、《郭筠仙年谱》等。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病逝于美国,终年六十岁。蒋介石曾明令褒扬：“背能竭虑殚精，善为规划发展工业建设，更多成就，改革外汇贸易，厥功尤伟。综其生平，忠以谋国，孝以事亲，好学深思,长才自奋，于艰难之际，为台湾经济开创新局，弼成生聚，戮力复兴。”
　　
　　评价台弯经济的领航人尹仲容，逝世已经多年了，但他有守有为、能于担当、特立独行的作风，仍为老一辈的工商界人士念念不忘。前“交通部长”沈怡评论尹仲容，说他为人锋芒毕露，但待人宽厚；不肯服输，却又从善如流；懂权术，但从不玩弄手段；有高度智慧，却从不用小聪明的人。除此之外，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尹仲容勇于认错的故事。
　　
　　勇于认错“民国”四十九年八月间，尹仲容一人担任“外贸会”主任委员、“美援会”副主任委员、台湾银行董事长等三要职。他根据外贸会部属的签报知悉，中药药材中的甘草，以伊朗价格最低廉；黄花、红参等，以韩国价格最低廉。为节约外汇计，他立刻订定了一基中乐限定采购地区的办法。该办法公布之后，因为伊朗与韩国的船期不定，而且他们不肯小批出售；可是本省需要量不大，如果大批采购，势必增加业者资金与利息的负担，结果买卖双方僵住了。双方的触礁，引起中药价格的暴涨。尹仲容发现错误之后，在新办法公布的第三天，立刻取消前令，恢复原来的办法，并公开向报界承认他的错误。当时有记者问他：“您这不是朝令夕改吗？”他率直的回答：“知错了还不改，那还了得！”记者追问：“这岂非有损政府威信吗？”他说：“知过不改，才真正的有损政府威信，而且还可能会害死许多病人。”这就是尹仲容勇于抛弃“面子”，坦然认错改过的真实故事。如果人不会犯错的话，铅笔后面也不会有那块橡皮擦了。尹仲容是早期台湾经济发展的第一大功臣，当时当“经济部长”的尹仲容不但身兼“财政部长”，同时还掌管著美援及外汇的分配权，应该算是那时台湾最有权有势的财经首长。但宛如财经太上皇的他，为人却是刚正不呵且为官清廉，只顾著为人民谋福利，以为台湾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台湾早期许多卓越的经济计划就是来自於他之手。
　　
　　他为苦难的台湾地区和穷苦的生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自己一生却是两袖清风。尹仲容到底有多清廉呢?!他的家人要靠别人的救济才能过活，甚至直到他死的时候，他的家人都无钱帮他买棺木下葬，最後是经报纸报导之后，社会才一片哗然，最后是经过学者及社会各界善心人士大家捐钱之后才有能力下葬。
　　
　　尹仲容非常好学，分秒必争，经常手不释卷。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无论在出差途中，或开会之余，手中总是捧着一本书。他是工科出身，对自然科学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过颇有影响的《工程数学》、《电磁学》等专著。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他又刻苦自学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写过很多经济论文，并有十分独到精辟的见解和主张。他的中学西学、旧学新学根底之深，在当时台湾的政界乃至学术界都是极其罕见的。
　　
　　由于出身于士绅之家，他对中国的古籍涉猎很广，研究颇深。在他早期所发表的文章中，经常引用孟子、荀卿与管仲的著述。像孟子所说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他更信“使民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他虽是学理工出身，在公余闲暇，却为吕不韦作传，为《吕氏春秋》作注，编写《郭嵩焘年谱》。吕不韦是战国时期的大商人，郭嵩焘是清代外交的名臣，也是西学的倡导者。这两人的著作对尹仲容一生的经济思想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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