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傅青主出山祭别忠义祠 (第2/2页)

登途已拟归来赋，青管何能为国谋。
　　
　　另有明士人李尚德《钓鱼城王张二忠祠》诗碑，全诗为：
　　
　　钓鱼城下清江水，荒烟古垒恨难平。
　　
　　睢阳百战有健将，墨翟久守无降兵。
　　
　　犀舟曾挥白羽扇，雄剑几断缦胡缨。
　　
　　西湖日夜尚歌舞，只持崖山航海行。
　　
　　此忠义祠始建于明弘治七年（1494年），原名“王张祠”，初祀为保卫钓鱼城献身的王坚、张珏忠烈二将灵堂。建祠的起端是：明弘治五年（1492年）春，也就是钓鱼城之战后二百余年，在朝中为官的合州人王玺，因母丧回乡守孝，约了同乡、时在贵州为官的陈揆同游钓鱼城。上得山来，感念钓鱼城名将王坚、张珏的忠烈，不亚于在“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城的唐代将领张巡、许远，却无祠存世，为之不公。为此，王玺回朝后，上奏孝宗皇帝要为二人立祠，皇帝恩准，始于弘治七年，为之建“王张祠”，供奉王坚、张珏二人牌位。此后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合州知州宋琢上钓鱼山祭“王张祠”，认为祠堂简陋，集资重修。此后正德十二年（1517年），合州知州佘崇凤又上钓鱼山祭拜王张祠，并刻石立碑并培修祠宇，于祠中补立为坚守钓鱼城之战做出贡献的余玠、冉琎、冉璞三将位牌位祀祭，并改祠名为“忠义祠”。
　　
　　以上所说，是有关忠义祠的历史。且说傅青主入得忠义祠后，自然是对祠中所供五将牌后一一焚香磕首，而陪同前来的黄义明及二位随从自然也是跟着焚香磕首。祭祀礼仪完毕，傅青主开始与黄义民一行侃侃而谈起守卫钓鱼城的英烈事迹及沦陷经过。
　　
　　原来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坚持抗元的播州十五世土司杨文病故，继任者为杨氏十六世土司杨邦宪。时至南宋政府已灭亡（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元朝政府再度派遣使者到播州招降，并许诺杨氏仍可世代承爵统治播州。继任的杨氏十六世土司杨邦宪，在得到元政府不得屠城的承诺之后，痛哭三日，“遣使纳款”、归降元朝，然后继续世袭播州土司之职，并升任播州宣慰使。而原本已建城的南宋军队抗元重要军事要塞龙岩新屯，也最终也被历史尘封。
　　
　　但播州十六世土司杨邦宪以播州降元，钓鱼城守将却并未随同降元。此时重庆合川钓鱼城抗元之战已坚持了三十六年。钓鱼城之战的初期守将为王坚，王坚后战死，由张珏继任守将。钓鱼城之战末期，张珏调防回守重庆，任“安抚使兼合州知州”，钓鱼城的防务交给了王立。此时，王立有了一个“义妹”名熊耳夫人。
　　
　　此位熊耳夫人的来历是：其本姓李，是元朝安西王相李德辉的同母异父之妹，又是元军战将熊耳的夫人，故称熊耳夫人。先此，元军攻占领泸州，熊耳率军驻守，熊耳夫人亦随军来到了泸州。此后王立指挥宋军进行收复泸州之战，熊耳被王立击毙，熊耳夫人亦被俘获，谎称王姓，因有姿色，为王立所得。王立对外谎称其为自己的“义妹”，让她照顾老母，实则成为王立不公开的宠室。
　　
　　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年）三月（宋端宗景炎元年），元军攻陷宋都临安，宋恭帝被俘获投降，南宋大势已去。南宋流亡小朝廷在陆秀夫、张世杰拥戴下逃往广东新会继续抗元。
　　
　　宋末帝祥兴元年（1278年）春，重庆被汉奸赵安出卖而破城，张珏遇俘死难，元军屠城，转而围攻钓鱼城（南宋四川三足——重庆府、钓鱼城、合城中的最后一个城池）。此时钓鱼城的第四任守将王立，接纳了不少四方投奔的难民，城中共有军民有十万之众。重庆府失守后（先此合城已失），钓鱼城腹背受敌。
　　
　　而此时钓鱼城的抗元形势极端困难。先是1276年至1277年两年间，合川大旱，钓鱼城内粮草缺乏，而据《元史》所记，城中已出现易子相食的情况。而至重庆府城失陷、张珏俘死，四川全境已基本已落入蒙元之手，钓鱼城实为孤城。
　　
　　此时守将王立知钓鱼城必陷，想死，下不了决心；欲降，又怕保不住全城十几万军民的性命，整日忧心重重。而其身边的“义妹”熊耳夫人看透了王立所思，向其坦白真实身份，告知其并非王姓，实为元将熊耳之妻，又系元军在成都的统帅、西川军副使李德辉之妹。熊耳夫人劝王立降元。她说：钓鱼城经历三十五年战火，已经伤尽元气，近两年来，合州连续发生秋旱，钓鱼城粮草无存，火药军械渐少，城中军民，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况且元军在1276年已经攻陷临安，宋恭帝被俘获投降，南宋大势已去，跟着陪葬没有什么意思。她劝王立投降李德辉，并许诺能请其兄李德辉保全合川十万军民性命。王立最终决定向元西川军投降，条件是保住全城百姓性命、以不杀一人为投降条件。熊耳夫人立即写密信，让王立派人送往成都。李德辉得信后大喜，告知钓鱼城欲降，请示忽必烈不要屠城。得忽必烈允诺，李德辉随即率领500人马赶赴钓鱼城受降。
　　
　　宋末帝祥兴二年（1279年）元月，钓鱼城守将王立弃城投降，元军承诺，果然未进行屠城，保全了全城十万百姓的性命。但王立弃城后，原钓鱼城守将却没有一个人乞求怜悯，守城的32名（一说36名）将军全部拔剑自刎，可谓忠烈千秋。
　　
　　同月，元兵追宋末帝于广东新会海面，太傅张世杰率领宋海军与元军决战，双方共动用军队三十万，其中宋军二十万。由于张世杰指挥失当，宋军几乎全军覆没，仅有少数舰只突围。南宋祥兴二年二月初六日，（元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六，1279年3月19日），陆秀夫背宋末帝（亦称宋少帝）赵昺投海殉国，南宋亡，南宋在中国南方偏安153年的历史就此结束。而从宋理宗室庆三年（1227年）宋王朝开始抗蒙战争，直到到宋末帝祥兴二年（1279年）灭亡，川渝军民抗元战争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其中坚守钓鱼城之战有三十六年之久，在南宋抗元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傅青主言说至此，黄义明问道：钓鱼城守将王立与熊耳夫人的最后结局如何？傅青主答到：王立降后，有的蒙古贵族要求元世祖忽必烈杀王立，并引用前蒙古大汗蒙哥的遗言：“若克此城，当尽屠之！”由于忽必烈已有钓鱼城投降、不杀一人的前诺，未采纳蒙古贵族杀王立、屠钓鱼城的建言，而是封王立为封节度使，以笼络民心，该年王立28岁。为元将后，王立大败吐蕃于珍城，对元统一中华有功。此后王立又有复宋之举，被告发，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王立辞官，后被元帝赐死，享年50岁。熊耳夫人则下落不明。由于王立有降元及为元吏之举，熊耳夫人有诱王立降元之举，后世谤声不断，灵位不能入忠义祠。后世大致批评意见以为：王立为美色所惑，听取熊耳夫人建议，率众降元，丧失民族气节，其即便降元，也不当接受封赏。另一派意见则认为：王立降元时，南宋实质已灭亡，此举实挽救了全城十万军民的生命。更有为熊耳夫人说话者认为：“熊耳夫人奇女子，一封书救全城死。釜底游鱼鱼在生，千秋庙食王张比。噫吁乎！崖山一旅悲沉沦，寡妇孤儿泪酸辛。回天力乃输巾帼，羡耳吁天斫地人。”
　　
　　听罢傅青主所述，黄义明叹道：民生至贵，王立以一城之降，能全全城十万百姓之命，且有复宋之心，未可深责。熊耳夫人以一弱女子之身，确保城内军民未被元军屠城，能全全城十万百姓之命，真奇女子也，岂可以世道兴替责之。
　　
　　而事实上黄义明之叹，也始终构成后世对于此二人评价之争议。见之于文献记载：
　　
　　清初，忠义祠被兵火所焚，乾隆二十四年，合州知州山东滨州人王采珍组织人力重建，祠内仍供余玠、王坚、张珏、冉琎、冉璞五将。
　　
　　此后不久，苏州人陈大文又任合州知府，他执意在忠义祠正堂边另设左室，供奉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三人长生牌位。他这样做的理由是：王立牌位之所以不供正堂，是因为其开城降元，不能算“忠”，但其与李德辉、熊耳夫人保全全城十万军民性命之功却不应被忘却。他特撰碑文称：“或以（王）立降为失计”，而“所全实大哉”；并称李德辉与熊耳夫人使钓鱼城军民免于蒙元将士的寻仇报冤屠戮，“实有再造之恩”。
　　
　　时至光绪十七年（1892年），又有贵州遵义人华国英任合州知府，他在募资重修忠义祠廊舍后，又将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三人牌位移出了忠义祠，并怒斥陈大文之举为“不知何心!”。他将李德辉兄妹牌位移祀别室，将王立牌位清出忠义祠，并刻碑撰文申斥王立“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不配享受祭祀。华国英还在厅堂楹柱上撰联：
　　
　　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之心。
　　
　　时至当代，有关对于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三人的评价，仍旧争议不息，一种意见认为熊耳夫人和王立是叛徒和民族败类，应遭唾骂。郭沫若甚至题写诗句，称熊耳夫人为“妖妇”，称王立为“贰臣”，郭诗见于其作《钓鱼城访古》，其谓：
　　
　　魄夺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萦。
　　
　　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壮甲兵。
　　
　　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
　　
　　贰臣妖妇同祀宇，遗恨分明未可平。
　　
　　笔者在此只能说是郭诗写得不错，但评价太偏。只所以持此论，是认为这位在历史上曾留下痕迹的女子，起码算不得罪人，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强调这点，是因为史事常是造化弄人，人都有不得已的时候。如果历史能上溯四百年，我同意黄义明对于二人的评价，即民生至贵，王立以一城之降，能全全城十万百姓之命，且有复宋之心，未可深责。熊耳夫人以一弱女子之身，确保城内军民未被元军屠城，能全全城十万百姓之命，真奇女子也，岂可以世道兴替责之。
　　
　　2023年9月7日校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