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一十二章 (第1/2页)
(混混章节)
“二位将军,陈辞修现在在委员长的身边,那也要算是一员虎将了,而且顾墨三也是,为什么在你们的眼中,会给说的这么的不堪一击呢,”就在王耀武和薛岳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位就把这个话给插了进来了,这个人也是大名鼎鼎,被称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
陈布雷,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生于浙江慈溪(现属余姚),才华出众,二十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抗战时期,陈布雷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
陈布雷,早年就读于浙江的省立第四中学(即今日的浙江宁波中学),后转入宁波效实中学(即今日的宁波效实中学),一九一一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即今日的浙江大学)。同年在上海《天铎报》作记者。一九一二年三月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零年在宁波效实中学、宁波师范学校等校任教。一九二零年赴上海,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韦氏大学字典》,后任《商报》主编。一九二七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一九三五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自杀。安葬于杭州九溪社区上海总工会疗养院二号楼东邻。
一九一一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响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可供自己驱使。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所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人生的一个高峰。一九三七年七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二百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他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
于是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在民族大义上,国共可以团结御辱,但是,国共两党毕竟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陈布雷毕竟是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又担任“总统国策顾问”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是国民党政权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总参谋长”。在他任职期间,他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编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惟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陈布雷自杀身亡。多年来,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国民党官方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有人说他是为垂死的蒋政权“殉葬”,也有人说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谏”……事实上,陈布雷的死因非常复杂。综观陈布雷的一生,很多人认为,他的舍生弃世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人生道路走到这一步的必然结果。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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