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一十二章 (第2/2页)
陈布雷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养成温顺驯服的性格。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另一方面,蒋介石看他无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纷争,忠实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种种,都使陈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对领袖的“知遇之恩”将铭记不忘。
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察觉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日领袖”、“民族英雄”成了众矢之的,被作为“人民公敌”陷于全民的包围中。这时,那个“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以前他也比喻过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面对现实他感到绝望。而且,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这些,大概都是最终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这个自认为“百无一用”的病弱书生,终于以“自弃自了”与人世最终告别。陈布雷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深重灾难的一个侧影。
陈布雷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与陈诚并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武将”。
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陈布雷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作为蒋介石“御用”笔杆,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文稿无数,有诸多名句广为流传。如蒋介石在著名的庐山谈话中的“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等等。
但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主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老蒋看到这个报告的文本后,眼红了,生气地把报告摔到陈布雷的面前说:“看人家写得多好!”言下之意是:你从来没替我写过这么好的文章。当时,陈布雷也按捺不住,便顶了一句:“人家可是自己写的!”言下之意是:我不如人家,你呢?没有我代笔,你怕寸步难行。直把老蒋气得几乎要晕过去。
淮海战役失利之后,蒋介石在军政会议上,也表达了与崇桢皇帝相近的意思。大意为他如何如何英明,手下则腐败无能。追随蒋介石多年的陈布雷,见委员长在这个节骨眼上还不反躬自省,反而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不禁脱口而出:“一派胡言!”蒋介石愣了半天,脸色铁青地用家乡话说:“书生误国,看错人了。……散会!‘,后来,陈布雷自杀了。
就文章而论,陈布雷与毛主席的高下,自然泾渭分明。这个高与低,取决于文章本身技巧吗?当然不是。古人早就说过:“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
“文以识为主”,这个“识”字,指的是“见识”,“远见卓识”,它从何而来呢?一点也离不开世界观。
陈布雷也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因学生时代脸蛋圆胖,同学以英文bread称之,中文谐音“布雷”。
陈布雷早年为《申报》撰稿,后来任《商报》编辑部主任,文字俊雅,长于时事政论。陈果夫早就看出陈布雷是可用之才,时常把国民党圈内的决策透露给他。陈布雷据此评析时局,给外界造成“有先见之明”的感觉。一九二六年春起,陈布雷屡屡撰文评论国共关系,断言中国是“最不适于试行共产之国家”,中国革命“舍国民党莫属”。同年十一月,陈果夫转呈总司令求贤若渴之意,坚请陈布雷和潘公展去南昌谒蒋。接受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面试,蒋介石目光中闪射出睥睨一切的寒光,吓得衣饰讲究的潘公展眼光闪缩,举止僵硬。“眸不正则心术邪”,笃信相术的蒋介石对潘公展泛起一丝反感。陈布雷嘴瘪唇翘,头发蓬松,像是一个埋头做文章的书呆子。蒋介石问以如何对付上海的工人运动,潘公展抢答在先:“总司令自有妙策。”此类等于交白卷的讨好是不受蒋介石赏识的。正襟危坐的陈布雷用谦卑的口气回答道:“愚见是否以可靠的部队包围上海,造成猛虎出山之势,然后用帮会势力打头阵……”蒋介石微微点头,对他俩的取舍之意已定。
落选的潘公展先期返沪,陈布雷入迁总司令部居住,继续接受考察。笔试的题目是“告黄埔同学书”,按照蒋介石指示的要点,用校长和总司令的口气写。陈布雷凝思片刻,奋笔疾书,一气呵成。蒋介石看过文稿,点头称许。三月,陈布雷辞别蒋介石,五月赴宁,接受中央党部书记长职位。
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首席侍从,如影随形地服侍蒋介石,专心致志处理党政机要,撰写书信文告。堆积如山的文件,矛盾百出的情报,一经他整理,很快就变成条理分明、言简意赅的汇总情报,供蒋介石审批、决策。蒋介石“著作等身”,陈布雷是主要代笔人。蒋介石著名的《西安半月记》,陈布雷曾说是他执笔的。至于蒋介石的文告、演讲辞,十之八九出自陈布雷之手。而他本人笔耕一生,却没有传世文集。对蒋介石而言,陈布雷可谓忠贞可鉴,竭力奉献。
陈布雷的亲属和晚辈,在道德传承上与他有相通之处,但所走的人生道路却大不相同,没有人学他的愚忠,走他走过的政治道路。
陈训慈,陈布雷的二弟,毕业于东南大学,曾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图书馆馆长。陈布雷的三位同父异母的弟弟,陈训余、陈训惠、陈训愿都曾留学日本,从事过新闻工作。陈训惠在抗战期间曾任外交部亚东司专员,一九四九年在驻智利领事任上得知新中国成立,即宣布脱离台湾国民党当局,以起义人员的身份投奔新中国,在北京任职于国际关系研究所。陈训愿迁居美国,在就是有岁高龄之际回乡探亲祭祖,随同他“回家看看”的海外子女眷属和孙辈共十五人。陈训愿老先生感叹道:“快一个世纪了,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而故乡湖光山色之美,胜于当年!”
陈布雷有七子两女,以“正直平凡”四个字教导子女,他看透了政治的黑暗、官场的恶浊,因此严禁子女参与政治。长子陈迟成为农产品专家,次子陈过成为内科专家,三子陈适后来在武汉测绘学院任教授,四子陈迈任上海铁路局工程师,六子陈遂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专业。